谢莹莹：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，应该稳重一点，但是我做不来 | 枝桠第三季 10
谢莹莹，1938年生于广东汕头，长于台湾。1976年辞去德国教职回国，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。
1990年患脊髓恶性肿瘤，手术后卧病多年。翻译作品有卡夫卡《变形记》、黑塞《德米安：彷徨少年时》《温泉疗养客》等。
▲「一席·枝桠」S03E10 谢莹莹 正片02
01
我经常在想自己疼痛的意义
▲ 学生去看望病中的谢莹莹
02
不被理解的黑塞
黑塞从小就励志要成为一个诗人，“要当就当诗人，否则就什么也不当”。他因为厌恶经院式的教育逃离学校，被送进精神病医院。
他完全靠自己的力气从精神病医院挣扎着跑出来，没有一个人帮助他。他的父母也觉得没有办法，因为医生说这个孩子有精神病。
▲ 赫尔曼·黑塞（Hermann Hesse，1877-1962），瑞士籍德语作家，194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。主要作品有《彼得·卡门青》《在轮下》《悉达多》《荒原狼》《东方之旅》《玻璃球游戏》等。
1892 年，黑塞14 岁到 15 岁之间，他给父母写了两封信。他在信里说：“我要做一个人，像席勒说的那样，有个性有人格的人。你们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可是我是一个人。”
他当时还是一个小孩，就会说这些话。他从小就确定个体是非常重要的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天赋、爱好和本性去发展。
从精神病院出来之后，没过多久他就辍学了。先后做过钟表厂和书店的学徒工，后来成为一名书店店员。这对他来说非常好，他会利用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。
到了图宾根的时候，他开始一个人独立生活了，虽然很忙碌，可是他开始写东西了。1899年，黑塞出版了第一本诗集《浪漫之歌》。
书的销售情况并不乐观，但是出版本身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激励。他想送一本自己的诗集给爸爸做生日礼物，就寄了一本回家里。
结果他妈妈给他写信说，从你的诗集里我们看得出来你的才华，但是我们看不到你对伦理的看法，你对虔诚信仰的看法，看不到你虔诚的心。
黑塞人到中年，他的父母还是跟他这样对话。每次对话或者写信都是说，你这件事怎么样，但是——黑塞一听到“但是”两个字就疯了！他永远不能忘记从小到大父母都是如此地不理解他。
他跟他的姐姐和妹妹说，出版第一本诗集后母亲给他写的信，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。他第一次出版自己的书，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，结果他得不到父母的理解。
所以黑塞写出来的作品——不管是他早年那些和谐的、欢乐的，还是后来那种迷惘的、迷茫的——都是他自己的心灵自传。每一个主人公都是类似的，或者是一个变调。
当他要转变写作风格的时候，他不知道如何写，他只知道以前的是绝对不行了，一定要改变。但是写出来之后读者也看不懂，他非常痛苦，也没人理解他。
大家都觉得，为什么你本来写得那么好，现在却写成这种样子？为什么你要写这种让我们看起来很不舒服的书？他有很多书都遭到了读者和专业人士的批评。他说，《荒原狼》是被读者误解最多的一本书。
最后黑塞写《玻璃球游戏》的时候，纳粹已经上台了。他在酝酿写这本书的过程中，心情坏到了极点。他觉得什么都是谎言，他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忍受了。
他就思考自己应该怎么办。他觉得只有依靠写作。写作是他的救命稻草，他说，“我如果不写作，就什么都没有了”。
于是他不再向后看，开始看向未来。所以《玻璃球游戏》是向前看的，已经写到了2200年了。
03
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
我年轻的时候就像黑塞那样，知道自己要什么。我父母其实是不想要我这个二女儿的。我是要被打掉的，但是我没有被打掉。
后来他们又有了第三个女儿。我妹妹、姐姐都非常漂亮，也懂得甜言蜜语，所以他们非常喜欢。我这个二女儿他们就特别不喜欢。因为我特别笨，不会讨人喜欢，样子也长得不好。
抗日战争结束之后，我爸爸就到台湾去了。接着姐姐、妈妈也过去了。他们安定下来之后把我们都接了过去。外公、外婆、大姨、二姨，还有两个女儿，家里一下多了六个人，就开始乱起来了。
我爸是一位新闻记者，经常需要写东西。家里实在是太乱，他有时候夜里就不回家，住在报社。
台湾那时候还是日本时代的风气，大家下班了就到酒家喝酒，有时候会叫酒家女陪，我爸就跟一个酒家女好起来了。
我初中的时候，我爸爸把我们三个女儿找去，跟我们说，“我在外面有一个女朋友，在我们这个社会，男人三妻四妾是很自然的事情”。他还是古代那种思想。那时候我妈妈也很强势，不准我爸爸回家。于是他们俩就协议离婚，我爸净身出户。
后来我读大学，去看我爸爸。我发觉那个酒家女对他好极了，他们的生活很温馨。我就觉得我爸爸需要这样一个家，而不是像我小时候那种乱七八糟的家。
我就是来自这样的一个家庭，从小是不被人爱的一个孩子。我很自卑。
到了小学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实在太喜欢我了。老师跟我说，“你叫谢莹莹，有一个儿童作家叫冰心，她叫谢婉莹，你长大之后也可以跟她一样”。全班同学也对我非常好，他们选班长就要选谢莹莹。我的自卑心就自自然然地被一扫而光了。
我在家里觉得自己是特别差的一个人，做什么都不对。可是我在外面，什么都是好的。我就知道了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从小学就知道，也知道我以后想要做什么。
04
我做不出老人的样子
我和陈老师（陈家鼐）认识是在一次圣诞聚会。我们都是从台中保送到台大去的。当时他想组织一个台中的圣诞聚会，跑来女生宿舍邀请女生去参加。
很多女生就把我推出来。我一出去，就看到一个瘦瘦小小的陈老师坐在那里，很安静的一个男孩子。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，聊要如何安排这个聚会。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
到了圣诞节那天，大家都在一起唱歌跳舞，聊天说笑。但是陈老师就站在旁边看。他是主持人，聚会是他发起的，他却不怎么讲话。偶尔说几句话，都是那种讽刺或者中肯的话。到后来他也还是这样，很少说话，要说就很中肯。
过年，他写了一张小小的贺年卡片，卡片的枝头上停着两只鸟，上面有一首题诗：“含情笑问双棲鸟，吻到几时方罢休。”
他在卡片背后写：“这张卡片本来是送给别人的，当我看到了上面的题诗之后，就不得不送给你了。”这就是他的情书了。他就是这样，会讲这样的话。他不会说我有多爱你，可是他会讲让你动心的话。
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是一样的，人生观也是一样的，但是性格很不一样。陈老师是喜欢沉思的人。他讲话慢慢的，一面说一面想；我讲话叽里呱啦，不经过大脑。
当然我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应该要稳重一点，有点老人的样子。但是我做不出那种样子。
05
回国
在当时的社会，所有台大毕业的都会去美国。陈老师不想随大流去美国，他觉得德国是诗人和哲人的家乡，想要到德国去。所以我们一起学了德文，到德国去了。到德国后，他开始学数学、学工科。
在德国的时候，陈老师每个暑假都和同学们一起读德语的《资本论》《反杜林论》，读完就决定要回中国。当时德国的学生运动很热烈，就在我们学校。我们也很受影响。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“剩余价值”这些概念的。
当时我们为了回国到处去申请，一开始不让我们回来。到了1975年，说是让陈老师先到大陆来看看。
陈老师的家里很早去台湾了，那时候两地还是可以往来的。当时家里别的孩子都带到台湾去了，就留了陈老师的弟弟在老家陪着祖父祖母。他们不知道从此可能再见不到面了。
陈老师的祖父是一个非常江湖的人，没事就喜欢招待朋友。“反右”的时候，他的一个朋友在政府工作。这个朋友跑来跟他说，他需要5%的“右派”，还差一个人，问陈老师的祖父能不能帮他。他们两个人都不知道后果，当时觉得大概也没什么事。结果他们家被打成了“右派”。
陈老师的弟弟读到中学之后，知道自己没法读大学，就自己到农村去了。那时候还没有“上山下乡”，他年龄几乎比“上山下乡”的人大了一倍。后来他被调回城里，做一个小小的会计。后来在“文革”的时候他就整天被人家斗，把一大堆名词加在他身上。
陈老师第一次回来的时候，说想回老家看看，看看弟弟和祖父祖母还在不在。他们先是让他等，后来告诉陈老师，他的弟弟和祖母还生活在南通乡下，但祖父已经过世了。
1976年，我们终于收到中国驻西德大使馆的通知，批准我们可以回国定居。我们回来的时候，“文革”刚刚结束。
陈老师是个有诗人气质的人，情书也写得非常好，使得你不得不爱他。但是在回国的时候，这些情书还有全部的信件和照片统统被我弄掉了，我觉得没法带回来。
当时我还有很多好看的旗袍，全都没有带回来。我把所有东西统统丢进了垃圾桶，包括写了一半的博士论文。两个人就这样回来了。
▲ 1976年11月，谢莹莹回国就职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，成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学生的老师。
回来的时候，陈老师什么都不让我带，也不让我带钱。那时候我已经工作了，工资还可以，存折里大概还有四五万马克，我偷偷带了一万马克（约为当时的5万人民币）。
现在想想我真的太傻，我根本就应该把所有的钱都带上。在回国的飞机上，这一万马克需要登记，陈老师看到了。他真的生气了，说你带这么多钱干什么。我说，我们回国要用。
结果我们回来就带了两个小小的箱子。进到房间，里面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，还很冷。我们带的衣服也不够，桌子、椅子也没有，当时这些都是要凭票才能买的。
好在友谊商店可以使用外汇。按照国际标准，那时候一马克是五元人民币，结果他们给我算七毛五人民币。所以我只拿到了七千五。我就用这七千五人民币为全家添置了所有需要的东西。之后陈老师的弟弟结婚，给了他两千多。
我们变得非常穷。那也没办法。我们就这样子慢慢住了下来。
06
听从内心的召唤
黑塞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时代。在那么痛苦的情况下，他还是能够做到追求自我、坚持自我。
因为他是一个非政治性的人。每一次他都能敏锐地察觉到会发生战争之类的灾难。于是他开始写作。写作等于是他的救命稻草。
1914年，他发表反对战争、反对军国主义的文章。他因此被唾弃，被人说成是“叛国贼”。出版社拒绝出版他的书，甚至许多朋友都与他决裂。
▲ 黑塞与荣格。1916-1926年，经历了媒体和大众的口诛笔伐、父亲病逝、幼子重病、妻子精神出现问题，黑塞饱受神经衰弱和抑郁症的折磨。他因此接受了荣格及其学生300小时左右的心理分析治疗。两人也成为经常通信的好友。
当他察觉到民众的狂热和社会的非理性的时候，他还是坚守着应有的道义。他说我跟马克思不一样，我面向的是个人，马克思面向的是群众；马克思想改变世界，我想改变个人。
他说他所有的写作就是要唤醒年轻人对自我的认识，听从内心的召唤，找到真正的自己。
在翻译黑塞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的观察力真的很敏锐。他比卡夫卡成名早。有一天，他看到了卡夫卡的作品。
他给他朋友写信说，我现在发现了一个年轻作家，这个作家写出来的东西我们现在几乎没有人能写。将来就算20 世纪的文学都被忘记，就算我自己也会被忘记，这位作家不会被忘记。
虽然黑塞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关于精神危机和青年人的迷茫，但我自己好像并没有过迷茫的时刻。
我是50岁之后才不能走路的，在那之前，我不是学习就是教书。书就是我的朋友。我还有一段美好的爱情在那里，有很好的家庭生活，有我很喜欢的工作，还有什么好迷茫的？
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恐婚，有这样那样的焦虑。陈老师以前老跟我说，你不要老跟年轻人说我们的事，现在的世界跟那时候不一样了。
确实是不一样了。我跟陈老师我们两个好了，自然而然我们就结婚了，你就知道我们两个人会永远在一起。
▲ 谢莹莹手术后半年，病情毫无起色。医生出院诊断称，只剩三到六个月。德语系主任召集大家来给谢莹莹过52岁生日。陈老师写下了“坚持糊涂”。
后来陈老师走了之后（陈家鼐于2019年离世），我心情很不好，身体也不好了一阵子。我觉得该做点事情了。我最喜欢的还是黑塞，就把黑塞的诗集又拿了出来，读到一篇觉得好喜欢，就翻译一篇。我不是为了出版，而是为了高兴，为了自己觉得好。
当时我和陈老师想做紫竹诗会也是这样。我们两个平时会一起读书，一起看诗，陈老师说，那还不如办个诗会。我就带着我的研究生们到紫竹院，找个地方一起读诗。
最开始的时候，诗会只有几个人，办到现在已经是第 17 年了。每年端午节，我都会带着学生去紫竹院。
我不会写诗，只写过一首——
陈老师说，办诗会是想给大家一些面对生活的勇气，以后不管遇到什么，诗会陪着我们。
你们问我想不想要留下一些东西，我的答案是不想。我没什么东西好留。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子，没有想象力，没有才华。我就是一个有良知的人，愿意帮助别人。
已经明白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之后，我就知道我不能写东西了。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留下什么，因为我知道我没有东西可以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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